PREFACE
第47录 编者按
当APEC进入“深圳时间”，世界目光再次投向这座“奇迹之城”。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之际，中国以主场外交亮出高水平开放新蓝图，深圳能否借这场国际盛会，既完成自身的“国际化跃迁”，也为亚太乃至全球提供一份“可复制的中国经验”？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考题，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面对世界之问的深度回应。
本文指出，APEC对深圳而言兼具“收获的机遇”与“贡献的机遇”。将包容性多边主义、规则规制与标准的制度型开放、自主单边开放三个维度贯通起来，系统剖析深圳如何借助APEC实现从“物的国际化”迈向“人的国际化”。通过对标CPTPP、DEPA等高规格规则，为亚太发展注入“中国动能”。
在全球秩序深度重塑的关口，深圳能否抓住APEC这一“窗口期”，更有自信地把“梯子”伸向更多发展中经济体？当深圳站在APEC的聚光灯下，它传递的不仅是开放的故事，更是一种“发展而不独占、进步而愿共享”的文明姿态。中国又如何借深圳之窗，向世界展示一种不同于西方排他性模式的开放范式？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共同期待与思索。
本期独思录内容由2025年12月9日深圳学术年会上的演讲发言整理而成。
明年是深圳的APEC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APEC是深圳和国家的机遇。机遇是两方面的，一是收获的机遇，二是贡献的机遇。收获的机遇意味着通过APEC来赋能深圳，通过践行国家高水平开放政策来实实在在地提升自己，为深圳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上的支撑。贡献的机遇意味着可以把深圳丰富的开放经验（也是国家的开放经验）提炼提升，赋能APEC，为APEC的下一步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动能。收获的机遇是APEC对深圳的赋能，贡献的机遇是深圳对APEC的赋能。
01 “十五五”高水平开放的三个层面
今天，国家即将进入“十五五”发展新周期。高水平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也是“十五五”的一项核心内容。高水平开放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或者三个相关的层面。
第一，包容性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APEC的核心精神。很多年来，我们国家持续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是开放包容的，针对的是所有成员国所面临的问题，并非针对任何其他国家。这和那种我们所说的“团团伙伙”式的多边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团团伙伙”式的多边主义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是制造“敌人”的。
第二，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性开放。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都认可和接受的规则规制标准。在这方面，中国一方面继续通过接轨国际先进规则规制标准，另一方面也已经从过去单纯的规则接受者提升成为新规则制订者。
第三，自主的单边开放。今天，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面临种种经济困难，一些国家开始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如果这个趋势不能逆转，世界经济形势会更加恶化。我们国家是在上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深信全球化有利于各个国家的经济成长，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转。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最好的国际公共品。在“十五五”期间，中国不但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封闭，恰恰相反，中国会加快推进自主的单边开放。
对深圳而言，无论是APEC对深圳的赋能还是深圳对APEC的赋能，都可以从这三个层面的开放来讨论。
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会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担任2026年APEC东道主主办的首场活动，图为参会嘉宾研讨区域重要议题（图源：大公文汇）
02 深圳要承担“挑大梁”责任
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超大世界级都市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我们国家全球化的过程。没有全球化，就很难理解深圳的诞生和崛起。但今天，深圳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既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来自本身转型升级的需要。
这些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对深圳经济造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随着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未来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内部，深圳肩负着“三区”建设的责任，即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经济大市，深圳也肩负着“挑大梁”的责任。要履行这些责任，深圳不能有半点松懈，唯有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
今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和发达地区，在编制“十五五”规划时要高站位、大格局，体现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必须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深圳的责任是明确的，不可推卸的。
03 如何通过APEC来赋能深圳？
如何通过APEC来赋能自己？深圳可以从三个层面的开放上大做文章。
1
包容性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是一种外交政策。作为外交政策，多边主义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但尽管这样，深圳也可以提供自下而上的巨大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多边主义也是一种商业精神。就此而言，深圳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这里举几个可能和可行的领域。例如，APEC工商界会议。工商界是各国践行开放和发展的主体，因此工商领导人会议是APEC的重要一环，需要各国工商界的大力配合。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组织，并且一些组织有海外的网络。深圳完全可以把这个力量融合起来，团结各国工商界，就自身和当地国家下一步的发展达成一些共识。
再如，深圳和大湾区的企业近年来正经历着一波出海浪潮，很多都涉及到APEC国家。中国出海的企业一方面在帮助当地国家发展经济，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需要和当地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合作。就此，深圳可以就企业在新国际环境下的全球化和各国商界进行讨论和协商，形成一些共识。
又如，深圳的智库可以和APEC国家智库形成网络和合作，讨论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必须意识到，APEC是共识政治，也就是说，APEC的议程的形成是建立在各国共识之上的。这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一个主办方都会有自己想做的议程，但是如果不能跳出自身的利益而考量到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个议程很难会成功。因此，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研究各国共同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现实中，并不缺乏这样的问题。例如周边外交和边境管理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企业的营商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进行美国的战略调整，把重点放在国内—周边—后院。这是必然的，因为美国的周边和后院出现了太多的问题。同样，中国的周边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赌场、毒品走私、电诈和非法移民等，并且问题在不断恶化。其他很多APEC经济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我国智库能否就APEC的非传统安全设置一个议程呢？我想，如果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达成共识，那么就可以吸引和引导其他成员参与。
电诈园区“KK园区”受害者从缅甸越过莫艾河前往泰国（图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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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开放
对深圳来说，制度性开放已经迫在眉睫。因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不再感兴趣，国际规则和规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的“退出”在制造危机，但并不表明全球化会终止和国际规则会消失。恰恰相反，很多经济体都在塑造没有美国但却是高水平的规则规制。我国已经申请加入的CPTPP和DEPA就是典型的代表。
此外，也有其他高水平的区域开放多边体制在形成。中国本身也在不断提高开放的水平，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实现了自由贸易3.0版。中国要引领下一波经济全球化，制度性开放是关键。作为开放城市，深圳需要践行这些高水平的规制规制。和高水平的规制规制对接可以提升深圳产品的质量，营造深圳品牌。就最低要求而言，深圳也需要制度性开放。例如，随着企业出海潮的到来，出海企业也把国内的“内卷”输出到国外。“内卷”不仅损害企业自己的利益，也损害当地国家的利益；在一些国家，“内卷”的输出已经引发了当地社会的民粹情绪，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不利。这就要求中国的出海企业遵守很高的标准。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在80年代之后也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但都是通过高标准的规则规制的制订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3
单边开放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只有在开放状态下，生产要素才能得以流动。深圳是对外开放的产物，也是今天最有条件践行单边开放的城市经济体。中央政府已经指明要扩大单边开放的范围，深圳可以先行先试，不仅可以得到“早期收获”，而且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把深圳的经验辐射和扩散到全国其他地方。深圳的对外单边开放可以在几个层面进行。
首先是对香港和澳门的单边开放。港澳在深圳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现在深圳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越港澳，深圳要引领和带动港澳的发展。香港的规则规制不仅先进而且高度国际化。我们可以通过“香港+”的方式，主动对接香港规则。
其次是主动对接CPTPP和DEPA规则。我们国家已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深圳可以主动先践行起来，为国家的最终加入创造条件。
三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是政府，不是资本。技术总是要扩散的，资本总是要走向可以赚钱的地方。只要深圳具备足够的单边开放的营商环境，任何政府都难以阻挡技术和资本。
四是对不发达国家的开放。在国家层面，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是中央最为强调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内部的共同富裕，也是国家间的共同富裕。作为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的单边开放可以为最不发达国家找到一个有效的市场，哪怕是某些领域的市场。和东盟一些国家的“早期收获”条款就是单边开放。同时，单边开放也表明深圳的企业要“走出去”帮助当地的发展。深圳很多企业已经“走出去”，也在不断加快。但正如前面所说的，“走出去”必须防止“内卷”，不要和当地国家抢“地摊生意”，而是优质产能的“走出去”，切切实实地帮助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04 从“物的国际化”走向“人的国际化”
深圳承办APEC是我们国家国际化的标志性事件。这对深圳下一步的国际化意义重大。深圳可以借此实现从“物的国际化”到“人的国际化”的跃迁。
就物的国际化而言，深圳不仅是全国的标杆，也是全世界的标杆。从早期的“两头在外”加工业到现在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深圳和世界是一体的，我们的产品走向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产品也走向深圳。但是，下一步，深圳不能停留在物的国际化层面，我们必须实现人的国际化。这不仅是深圳作为国际化城市所需，也是国家高水平开放所需。
就人的国际化而言，深圳还远远不够。较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线城市，例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韩国首尔，新加坡等，深圳的“欠国际化”肉眼可见。深圳拥有第四次产业革命所需要的大量的技术和产能，但如果要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领军城市，深圳不仅需要这些技术和产能，更需要国际化的人才。因此，深圳不仅要培养大批懂得国际事务的人才，还要为其他国家培养懂得中国的人才。深圳国际化水平的跃迁不仅需要领导层的引导，也需要广大民众的认知。在这方面，类似APEC这样的国际会议，其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技术人员在调试人形机器人（图源：新华社）
05 反向赋能APEC：理解成员关切
下一个问题是：深圳如何通过APEC会议赋能APEC成员经济体？这就要求我们深刻理解APEC成员关切的是什么，或者它们面临的是什么。
APEC发展速度很快，而且比较顺利。但很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APEC成员中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发展中经济体。以前，富裕经济体要求低关税，而发展中经济体为了保护市场则倾向于高关税；但现在，即使是富裕经济体，例如美国，也开始实行高关税。很多年来，在削减关税问题上内部矛盾越来越明显。如果关税不仅不能下降，而且提高，那么与APEC的目标背道而驰。再如，APEC已有21个正式成员，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加入。从客观上分析，成员越多，越难达成共识，更难形成集体行动计划，从而放慢自由化过程。在接收新成员问题上，关税低的成员与关税高的成员持不同意见。
尽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但我认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所有成员所关切的问题的核心是发展，一是内部可持续的发展，二是成员之间发展的均衡性。同样重要的是，APEC是非正式高官会议，是表达不同意见的论坛，通过表达和讨论来形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正式会议更为重要和有效。尽管一些国家对WTO不感兴趣，但对APEC依然有兴趣。运作得好的话，APEC的一些经验可以应用于WTO从而复兴这个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在发展方面，深圳的经验非常值得APEC经济体参考。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06 如何讲好深圳故事
第一，深圳要讲好自己的故事。
深圳的经验表明，只有开放才能获得发展。这其实也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总体经验。近代以来，尽管开放并不能够保证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但如果不开放，一个经济体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开放是否成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开放方式。如果要成功，一个经济体就要制订符合自己国情的开放政策。深圳从早期“改革开放窗口”到现在的“先行示范区”的演变，从早期的“两头在外”到现在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从早期的“山寨版”到今天的原创，这些经验不仅可以提升诸多发展中国家对开放政策的信心，也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第二，深圳需要总结践行高水平开放的经验，推动APEC成员的高水平开放。
今天，深圳正经历着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深刻转型，在诸多领域，深圳都可以率先践行制度性开放。例如，深圳可以成为亚太数字贸易新规则的试验田，利用APEC数字贸易倡议，探索数据跨境分类分级管理；共建亚太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例如，尽管各国都在加紧发展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深圳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地，并且在探索一条发展与安全的模式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圳可以和各国分享，共同塑造人工智能规则。再如，深圳可以构建亚太经济体绿色发展的区域合作平台，对接APEC绿色增长议程，建设低碳技术转让中心；推动绿色标准互认，打造亚太绿色供应链枢纽。又如深圳可以利用APEC创新城市网络，构建跨境研发合作生态；吸引APEC区域创新资源，共建开放型创新体系。诸如此类的领域既是深圳的发展重点，也是亚太经济体的发展所需要的。类似这样的领域有很多，都可以成为构建亚太经济体创新共同体的关键节点。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深圳要代表国家向APEC经济体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
现代化的理念产生于西方文艺复兴，成熟于启蒙时代，而物质现代化的进程开始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现代化从西方逐步扩散到世界各地。近代以来，没有国家不追求现代化的，但只有少数国家成功了，大多数国家并不成功，失败的国家也不少。这是和现代化扩散模式有关。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不仅西方国家把现代化视为是西方化，后发展中国家也把现代化视为是西方化。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2024年，第六届全球“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大会在深圳举行（图源：新华社）
就现代化扩散而言，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排他性。就内部发展而言，西方范式的确很成功，尤其在早期。但西方在自己成功了之后，在扩散过程中，经验地看，西方有两种政策选择：第一，把自己爬上去的梯子抽掉，不让人家也爬上去；第二，通过“帮助”他国发展来控制他国内部发展。
我把西方模式称为“排他性模式”。西方排他性模式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 现代化本来就是经验和体验，但西方把现代化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形成各种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1990年代之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典型的例子； 2. 现代化扩散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即西方把对外的投资贸易附加上很多条件，只有接受国接受了这些附加条件，才能开启与西方的投资贸易； 3. 西方相信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在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扩散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把自己的各种制度体系强加他国之上，使他国成为“西方式”或者“类西方”国家； 4. 投资贸易的“工具化”，在“帮助”他国发展的同时，在各个方面控制他国； 5. 一旦他国的现代化模式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的时候，西方就对此进行围剿和围堵，把相关企业扼杀之。
中国式现代化则不同。正如十九大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化模式表现为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在于其具有两个本质性特征，一是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二是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帮助其他国家也发展起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那些致力于谋求发展的APEC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可以用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形容。“穷则独善其身”指向内部事务，当国家穷的时候，需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穷，如何摆脱贫穷状态。“达则兼济天下”指向外部事务，当国家富裕起来之后，就要思考如何去帮助别的国家也得到发展。
尽管孟子的这一名言指的是个体层面，但也是可以用到国际层面。在一国内部，如果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异变得过大，社会过度分化，那么不仅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个社会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当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变得过大，国际社会就会过度分化，不仅贫穷社会很难实现发展，富裕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和西方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而不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不同，我们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伸出去，不仅容许而且帮助其他国家也爬上来。
因此，近年来，针对国际事务，中国已经提出了“四大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倡议”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的总结，更是中国对构建未来全球秩序的展望。作为一个世俗文明，中国的使命是内部追求现代化，外部追求和平，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这和APEC的最终目标是高度契合的。
简单地说，APEC的深圳机遇可以概括成为两句话。
第一，作为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深圳要借助APEC来实现自身在下一阶段开放领域的跃迁，引领中国的高水平开放。
第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放表达，深圳要通过APEC传达其开放带来进步的核心价值，并基于自身践行高水平开放的经验，向APEC其他经济体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型开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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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47录（总录第90录）
深圳需要总结践行高水平开放的经验，推动APEC成员的高水平开放，还要代表国家向APEC经济体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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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新传媒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王希圣
终审｜冯箫凝